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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黄克诚是总参谋长,他们交往密切是很正常的。当时给彭德怀戴了几顶帽子,说彭德怀的《意见书》是“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反总路线、反党中央、反毛主席的活动”,“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的纲领”。彭德怀是“漏网的高饶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是“里通外国”、“与苏修反华相呼应”。彭德怀从维护大局出发,不得不违心地反复检讨,承认“客观上起了反对‘三面红旗’的作用”,“造成严重后果”,但始终不承认“高饶反党集团成员”和“里通外国”。黄克诚是7月17日才到庐山的。19日,黄在小组会上发言,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和彭德怀的观点差不多。于是有人批评他,他懵了。当晚,他跑来找我,问我怎么回事。我把前一段会议情况向他作了简要介绍。他说不管怎么样,有些话我还是要说。23日,毛泽东讲话后,黄克诚同许多人一样,思想不通。当晚,周小舟、周惠、李锐一起到黄的住处,议论毛泽东的讲话。周小舟说了一些过激的话,还说:“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黄克诚劝他们,有意见应直接找主席当面谈,不要随便议论。这件事后来传出去了,就成了他们背后进行反党活动的证据。7月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长达3小时的系统发言。在这以前,胡乔木听说张闻天准备发言,特意给张打电话,要他“注意形势,少讲缺点”。但是张闻天还是按照他准备的发言提纲讲了。他在基本肯定了“大跃进”的成绩以后,着重讲了缺点、缺点的后果以及产生缺点的原因。他肯定彭德怀的《意见书》,说:“这份《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但是从各方面的反映看,不少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这个出发点研究不多,只注意了他信中的一些具体说法,其实是肯定了成绩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这同大家说的一样。至于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关系就不大。”他强调,“现在的问题是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的情绪。要更多地看到存在的问题的一面。”他指出:“总结经验时,就不能满足于说缺乏经验,而应该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张闻天的发言材料翔实、观点鲜明,论述有理有据,讲后反应很大。后来把张闻天的这篇讲话说成是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全面系统地发挥”。 1 2上一页下一页
[导读]毛泽东原来估计,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后,会引起一些人的批评和反对,而实际情况却是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和支持。还有一个小插曲。按照惯例,与会同志在小组会上发言,都摘要刊登会议《简报》。那天,刊登张闻天发言要点的《简报》刚刚准备付印,他就打电话来要求撤回。我就去请示刘少奇。刘少奇说:“人家自己的东西,要求退回去,就退给他吧。”这说明张闻天在思想上也有顾虑。他在会上评说“大跃进”的缺点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他要求退还他的发言稿,对我来说也很为难,如果我不请示刘少奇就退给他,就会有人说我同“教条主义者”又弄到一块去了。周小舟那时有些年轻气盛,加上他过去曾经当过毛泽东的秘书,在毛泽东面前说话不大拘谨。在庐山,开始他比较活跃。7月11日夜,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周小舟反映“大跃进”中下面干部讲假话的情况,还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毛泽东听了不但没有表现反感,反而谈笑风生,气氛轻松。这次谈话后,周小舟就向人散布空气,说毛泽东要反“左”,引起下面议论纷纷。周恩来听到议论,问我这是从哪里传出的话。我告诉周恩来,听说是周小舟讲的。周恩来就让我转告周小舟,不要再传这个话了。周小舟也把毛泽东找他们谈话的情况告诉了彭德怀,并怂恿彭也去找毛泽东谈谈。彭怕当面谈不好,就写了7月14日给毛泽东的那封信。16日,彭的信印发以后,周小舟在小组会上表示赞同。23日毛泽东讲了话,周小舟就成了重点批判对象。8月10日,小组会上有人揭发周小舟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的当天晚上,在黄克诚处讲过“主席像斯大林晚年”的话。全场大哗。后来又有人揭发李锐曾向周小舟转述田家英说过:将来有一天他调离中南海时,准备向毛泽东提三条意见:(一)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又引起巨大震动。李锐当场咬定这话不是田家英说的,是他自己的想法。会议转向批判李锐,被刘少奇制止,说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他的问题另外解决。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导火索”,看来事情带有偶然性,其实不然。会议前期,大家思想并没有敞开,对形势的估计一直存在分歧,一些不同意见遭到压制。毛泽东原来估计,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后,会引起一些人的批评和反对,而实际情况却是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和支持。毛泽东怀疑党内有人在刮风;一些“左”派人物感到批评“三面红旗”的人越来越多,会使人泄气。担心“左”派队伍守不住阵地,有人就到毛泽东那里去告状,要求毛泽东出来讲话。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都不断传来对“三面红旗”的尖锐批评;在国外,赫鲁晓夫和东欧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也连续发表批评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讲话和文章。这一切都使毛泽东感到形势严重,必须进行反击。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事先并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刘少奇对反右是有保留的。他曾找胡乔木谈话,表示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可以在小范围内批判,总的部署还应继续纠“左”,《记录》要争取发出去,让下面继续纠“左”。他要胡乔木向毛泽东反映这个意见,胡乔木说这已经不可能了。周恩来担心彭德怀对突如其来的严厉批判身心承受不了,就要我安排彭的夫人浦安修上山,从生活上照顾彭德怀。8月1日,朱德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就彭德怀的《意见书》谈自己的看法,言词比较缓和,还没有讲完,就被毛泽东打断,指责他“隔靴搔痒”,弄得朱德下不来台。林彪调子最高,说彭德怀“这回是来招兵买马的”,“想当大英雄”,“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又说这次解决彭德怀的问题,消除了党内可能出现分裂的隐患和避免了经济上出现大马鞍形。林彪的话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邓小平、陈云因病留守北京,没有参加庐山会议。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会后,从中央到基层全面开展反右倾斗争,错误地批判和处分了大批党员和干部。1 2上一页下一页
龙巍 摄 国内产品质量特别是食品质量问题,近年被曝光之声不绝于耳,但最近一段时间,显得更加频繁,而且被曝光的国际国内知名品牌越来越多,让这一问题显得更加严重。 在这些被曝光的质量问题背后,到底还藏着多少问题?为何一些企业的产品质量被曝光后,仍有更多的企业前仆后继地继续犯错误? 食品质量事件被集中揭露 不久前被关注的蒙牛毒奶事件渐渐被公众所遗忘,大有不了了之的趋势,但更多的产品质量问题依然继续存在。 日前,在广东省工商局进行的2011年第四季度酒类商品质量监测中,监测结果显示白酒产品质量较差,内在质量合格率为93%,其中五粮液的部分子品牌也在不合格产品行列中。 据广东省工商局通报,2011年第4季度广东省工商局对云浮市、阳江市、江门市、茂名市、湛江市流通环节酒类商品进行了质量监测。抽查了32家销售商(店)所经销的酒类商品共100批次,剔除标签不合格商品的合格率为95%。 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阳春市悦隆烟酒行经销的自园春酒(特酿)(生产日期:1998年11月17日,规格型号:500ml/瓶39%vol)被检出酒精度、总酯不合格。 白酒行业营销专家表示,以五粮液的生产工艺来讲应该不会出现此类问题,但这也是五粮液过度发展子品牌所带来的问题,“为了开发新领域、拓展新市场、增加收益,五粮液在保证其高端产品的同时,大肆开发子品牌,起初这种策略的确为其带来了高额的收益,但毫无节制的开发,就会呈现出弊端。” 五粮液作为中国高端白酒市场的代表品牌之一,在2010年和2011年经历了疯狂扩张和涨价,大有冲击茅台酒国内白酒老大地位的势头。在被检出问题前,五粮液还与茅台携手进入“2012胡润全球十大最值钱的奢侈品牌排名”,就是这样的品牌依然没有让消费者感到放心。 存在质量问题的不仅是国内品牌五粮液,美国饮料巨头百事公司和可口可乐公司也陷入质量问题之中。 百事公司日前宣布,检测结果显示,该公司旗下的“纯果乐”橙汁饮料确实含有痕量(指极小的量)杀菌剂多菌灵。 百事称,“纯果乐”的多菌灵含量低于美国联邦监管机构规定的标准,不足以导致公众安全,而且不构成健康风险。百事公司还对产品进行了额外测试,“我们现在掌握的结果证实,我们测试的进口巴西橙汁中的多菌灵含量低于药管局所说的足以引起安全关切的标准。” 声明表示,百事将继续进行测试,并将积极解决任何问题。 据悉,中国是巴西橙汁的第四大进口国。2011年,巴西向中国出口橙汁(66°糖度)达5.3952万吨,占整个出口份额的4.67%。 此前可口可乐公司也被曝出产品中含有多菌灵,但其中国公司表态,在中国的产品中没有原材料问题,质量有保证。 但在国内一些业内人士看来,可口可乐公司单方面的声明并不能说明问题。环保专家董金狮对此表示,可口可乐对于中国市场的声明是单方面的声明,是它自己的企业行为,科学依据和可信度都不够。这个声明是定性的,没有定量。他说,如果要真正声明,必须讲清中国销售的橙汁里面,有没有使用巴西橙,同时要提供检测数据,而这种声明,更多的只是为了照顾市场销售。 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杨小兵表示,中国普遍存在滥用农药“多菌灵”的问题,董金狮对此表示赞同。他说:“客观来讲,中国的水果使用农药的毒性,危害残留比国外肯定更严重。”据他介绍,中国种植的水果,不施农药的很少,而且为了保证杀毒效果,农药的毒性也相对较大。 有关食品质量问题,最近被媒体和质检部门曝光者屡见不鲜,比如,日前,三大速冻品牌“思念”、“三全”和“湾仔码头”均被查出其产品速冻水饺中含有致病菌,更早的则有双汇被央视曝光使用瘦肉精。 有业内人士称,中国的食品质量问题已经进入了集中爆发期,随着国家对这一问题的重视,还有更多的问题会陆续暴露。1 2上一页下一页
对食品安全的担心带来消费畸形 屡屡曝出的食品质量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让中国民众的消费观念产生了变化,也带来了一些畸形的消费理念,比如倾向“洋品牌”、对“特供”、“专供”的产品情有独钟等。 国人对“洋品牌”的信任集中表现在奶粉行业,由于“三聚氰胺”和一系列国产乳制品的质量问题,对于国产奶粉的不信任,是许多中国消费者的一个普遍心理。 近几年来,“洋品牌”奶粉也借机在中国大肆攻城略地,抢占了国内50%以上的奶粉市场,获得了巨额的利润。虽然近两年来中国的乳业逐渐恢复了元气,但蒙牛毒奶的出现,再一次让中国乳业遭受打击,国人在香港和国外购置奶粉潮再起。 一些企业也看准了中国消费者的心理,在国外设立工厂,打着“洋品牌”的名义,专门生产为中国消费者服务的奶粉,比如,不久前新华社还揭露了一家号称来自新西兰的“纽瑞滋”奶粉企业,打着专供中国人的旗号。经证实,“纽瑞滋”奶粉的确是在新西兰注册、生产并进口的,但是产品只针对中国市场。 除了崇尚“洋品牌”,国内不少消费者对“专供”、“特供”的产品也情有独钟。 在物资匮乏的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为了保障关键部门的运作,对部分群体实行“特供”,以优先满足这些群体的需求。“特供”的物品和供应的对象都很特殊。“物品特殊”,即特供产品多是市面上买不到的。其次,就是供应的物品绝对安全,是高质量的。 由于对许多食品质量不放心,这些“专供”、“特供”的产品,自然成为不少消费者的首选。 但眼下,泛滥的“特供”产品一方面真假难辨,另一方面却有过度宣传和不正当竞争的嫌疑。 目前市面上有一部分商品一直以“特供”的身份“欺骗”广大消费者。例如某品牌的牛奶就曾号称“人民大会堂宴会专用牛奶”。 为打击“特供”,国家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去年9月份,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国家质检总局发出通知,要求白酒、葡萄酒等商品的生产经营者,大型超市等销售场所,不得出现“专(特)供××国家机关”、“××省(市)指定接待专用产品”、“军队特供”、“军需特供”等国家机关的名义及类似内容。日前,为进一步肃清市场,国家工商总局再次发出通知,杜绝发布含有违法违规内容的广告。 不过,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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